絲綢之路開通前塔里木盆地交通格局
摘 要：青銅時代起，塔里木盆地開始存在一定規模的人類活動絲綢。到青銅時代晚期，盆地南北兩側經由克里雅河連接實現南北貫通。公元前1千紀初起，盆地環境惡化，克里雅河下游人類活動南移，盆地內部整體交通格局一度呈現“工”字形。張騫“鑿空”后，東西向的交流超越南北向，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確立。塔里木盆地從史前時期開始就存在的持續內部交流，為絲綢之路的開通提供文化基礎，而通過絲綢之路，盆地成為溝通亞歐大陸東西文化的重要節點，促進文化進一步繁榮。
關鍵詞：文明交流互鑒 塔里木盆地 絲綢之路 交通史
塔里木盆地是東西方文明交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區域，也是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關鍵地理區塊絲綢。《漢書·西域傳》開篇所稱“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意即絲綢之路主干道經由塔里木盆地南北兩緣通過。筆者擬結合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探討絲綢之路開通以前塔里木盆地的交通格局，深入發掘漢代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文化基礎。
一、問題緣起
塔里木盆地內部為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寬達400公里，氣候極端干旱，是難以通行的“死亡之海”，影響絲綢之路交通格局絲綢。此處人類雖主要沿盆地南北兩側的東西方向往來，但南北方向的交流并非絕跡。盆地北側為天山山脈，南側為昆侖山山脈，兩大山脈高山積雪融水形成的河流，分別自兩側沿經線方向流入盆地內部，河道沿途成為人類可以取徑的通路。只是沙漠廣袤，大多數河流的徑流量不足以支撐其貫通盆地，歷史上僅和田河、克里雅河有可能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其中，和田河作為塔里木河的源流河，其溝通南北的作用已經為學界所認識。而克里雅河發源于昆侖山支脈烏斯騰塔格山北坡，位置更接近盆地中部，徑流不夠穩定，下游現已消失于塔克拉瑪干沙漠，其與盆地南北兩緣的關系，尚未得到充分討論。近年來，考古新材料的出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使這一問題的推進成為可能。
《漢書·西域傳》中有扜彌與龜茲關系的記載：
扜彌國……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絲綢。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扜彌遣太子丹為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于漢，龜茲何以得受扜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
扜彌東北可抵龜茲，但兩地究竟如何“相接”，僅從文獻中難以明了絲綢。清者徐松認為，“貳師后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北道，而過扜彌者，扜彌東北接龜茲”，表述較模糊，應對此存有疑惑。殷晴認為，李廣利即沿克里雅河而行，推斷克里雅河在古代可能深入大漠腹地，與和田河東北支流在沙雅以南匯合，從而匯入塔里木河水系。
為解決克里雅河是否曾流入塔里木河的問題，周興佳通過實地考察采集克里雅河末端胡楊木樣品所得碳十四測年數據認為，克里雅河東支老河道在400年前曾流至塔里木盆地北部，而西支老河道約1000年前曾流入塔里木河老河道絲綢。地理學研究認為，克里雅河形成于昆侖山與塔里木盆地的地質構造活動，在第三紀時是塔里木河南側的重要支流，流量穩定；第四紀中更新世時期，塔里木盆地環境趨向干旱，克里雅河得到昆侖山較為充足的冰雪融水補給，仍能貫穿盆地匯入塔里木河；晚更新世以來，克里雅河在塔里木盆地氣候總體呈旱化趨勢下，受中游綠洲地區人類活動膨脹和下游河道變遷的影響，最終與塔里木河斷流。
克里雅河與塔里木河斷流的時間可從清人著述推測絲綢。19世紀初葉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和寧所撰《回疆通志》載，“克里雅河源出南西大雪山三百九十里北流歸入大河”；徐松于嘉慶年間所著《西域水道記》稱，克里雅河“北流三百余里，匯大河”；成書于1910年的《新疆圖志》稱，“克里雅河至庫木洛河北已沒于沙并不及庫車南境”。克里雅河的斷流或許正發生于這一百年間。不過，即便已經斷流，于田和沙雅之間仍可沿其故道通行，謝彬在1916—1918年考察新疆后，詳細記錄了這段路程各處的停留點和里程，并稱“沿克里雅河，站口皆有羊廠，水草柴薪，俱極充足……于、庫（于田、庫車——引者注）商販，近多出于是途”。
絲綢之路并非東西直通的通衢大道，而是由許多短途線路連接的“路網”，其中存在無數連接點和中轉站，每兩個連接點的聯系和溝通，都對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融合發展有所貢獻絲綢。沿克里雅河的南北交通，助推塔里木盆地內部交流持續深入，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漢西域都護府設于輪臺，其與南道諸的溝通，很大程度上依賴克里雅河沿線交通實現。從文獻看，漢代以來，克里雅河沿線雖不易通行，但非常時期亦可取道。那么，漢代以前，克里雅河的沿線情形是否也是如此呢？
需要指出的是，文獻史籍對于塔里木盆地西漢之前的歷史記載闕如，研究主要依賴考古材料展開絲綢。然而目前克里雅河沿線發現的遺存多僅是陶片或遺物采集點，各時代遺存在年代上并不連續，綠洲發育和人類活動是否一直持續尚不清晰，這種缺陷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學研究中難以避免。本文試圖根據現有材料提出解釋，以推動對該地區漢代以前文化發展的認識。現有材料表明，青銅時代塔里木盆地沿克里雅河流域存在南北交流，其深度、廣度不遜于東西交流，對于絲綢之路的開通亦有助力；在“鑿空”之后，東西方向逐漸成為盆地內部交流的主要方向，而南北方向的交流相較之下大為遜，只是居于邊緣、補充地位，但一直沒有斷絕。
二、青銅時代前期盆地北緣的東西交流
依據考古材料，至遲從青銅時始，克里雅河下游已存在較成規模的人群集中活動（下圖）絲綢。
北方墓地是迄今所知克里雅河下游年代最早的遺址，屬青銅時代絲綢。該墓地發現于2008年，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圓沙古城以北約80公里處，是寬34米、長50米的南北向橢圓形低矮土丘，總面積近1500平方米。墓地結構為分層埋葬，可至少分為上下兩層，其中完整的墓葬估計有20座，棺板尚處于原位；約50座墓葬已嚴重損毀，棺板散落地表四處。墓地南端有一排木柵墻，用于阻擋風沙。遺憾的是，在被發現后的短短幾年間，北方墓地遭到徹底盜掘，考古人員僅征集到其中一些文物。根據披露的材料，墓葬從形制到葬俗、隨葬品，表現的文化面貌與羅布泊地區的小河文化高度相似：豎穴沙室，地表有象征男根和女陰的立木，分別對應女性和男性墓主，使用牛皮包裹木棺，墓主人頭戴氈帽、腳穿皮靴、身裹粗毛布，隨葬草編小簍。考古工作者還在地表采集到木人、木尸、氈帽、氈靴、斗篷、糧食等遺物，碳十四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與小河文化吻合。
北方墓地發現后，很快引起研究者矚目絲綢。關于北方墓地與小河五號墓地的早晚關系，學界存在兩種看法：其一，伊弟利斯基于現場發掘經驗認為，北方墓地的木棺多為長方形，與小河五號墓地第4、5層即早期墓葬的木棺形制接近，不見晚期的弧形棺板，因此前者的絕對年代可能早于后者；其二，學者梅維恒認為，北方墓地人群從羅布泊地區遷徙而來。客觀來說，第二種主張是基于宏觀的文化傳播方向所作的推測，沒有明確材料依據，不一定符合事實。從已刊布材料看，小河墓地有些測年數據早至公元前1950年，早于北方墓地最早的測年數據。總體看，北方墓地材料較為零散，小河墓地規模相對較大，沿用時間較長。根據小河墓地材料整理者看法，北方墓地的年代與小河墓地第一期大體同時。不過，目前仍無法判斷二者的文化淵源關系，或可暫時認為兩處人群大體同時并存，均屬于小河文化范疇。
小河文化與新疆其他考古學文化的內涵差別較大，且新疆地區小河文化以前的考古學文化面貌極不明朗絲綢。就目前材料看，小河文化社會復雜化程度較前一階段高，學界一般認為小河文化的來源方向是新疆以北地區。有學者認為，小河文化人群的先祖在歐亞草原自西向東活動，到達阿爾泰山后南下進入塔里木盆地，而不是沿天山通道自西向東到達羅布泊地區。從遷徙方向看，克里雅河下游的北方墓地并非小河墓地人群遷徙的中轉站，兩地人群應有共同來源，進入塔里木盆地后擴散到相距600公里的兩個地區。兩地相距遙遠，在文化面貌上卻維持高度一致，顯然存在密切互動。學者從區域性特征角度觀察認為，或可將現知的小河文化材料分為克里雅河下游、羅布泊西南的小河周邊地區、孔雀河主河道及下游三角洲三個區域。前兩地的墓葬特征及社會組織、精神信仰形態更為接近，特別是采用地表男根女陰立木、涂面繪面、使用木尸、隨葬牛頭等葬俗，表明他們可能有相同的文化傳統，甚至有親緣關系。北方墓地與小河墓地是兩個級別較高的祭祀中心，而孔雀河地區人群規模較小，經濟文化發展狀況亦不如前兩者，似屬于較邊緣人群。無疑，塔里木河的存在是兩地人群相互聯系交往的基礎，他們或許已具備較為發達的水上交通能力，借助塔里木河頻繁往來。因此，這一時期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文化交流方向是東西向，存在于北方墓地所在的克里雅河下游與孔雀河下游地區之間，沿塔里木河交往。
從環境角度看，北方墓地所用木材數量多，而且出土較多羊骨，可見當時該區域水草豐美，也就是說，克里雅河可以抵達下游的水流量較為充足，由此推知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河道沿岸條件亦應較之后更優越絲綢。當然，從人群移動方向看，北方墓地人群的來源無疑是北方（取道天山山脈的山間河谷）或東方（沿塔里木河西行），抵達當時克里雅河與塔里木河的交匯處后再南下，而不太可能來自南方（自克里雅河中游向下游北上）。所以，當時尚不存在沿克里雅河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交通。
三、青銅時代后期盆地的南北貫通
四、早期鐵器時代盆地南北交通與圓沙古城興起
五、兩漢時期西域交通“南北兩道”格局形成
結 語
（作者陳曉露絲綢，系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